九亩韭菜地长势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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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28

陈村因孙甘露的近作发出了“这真是个多汁的年代”的感慨。当我在一个貌似单纯其实也很单纯的大学校园的河边长椅上忽然觉得自己诗意正酣想要写些什么时，那个迅捷瘦小的传单派发者将一张艺术照拍摄广告塞进了我的手里。在零点一秒的浏览之后，我空洞的大脑便被种种诱人的折扣、赠品占满，再也提不起一丝力气去回眸彼时一瞬间的文思。从何时开始，作为一个淡薄的个体，我竟然可以如此轻盈又毫发无伤地从位子的场域抽身而出，面带沉醉地扎进海绵般饱含汁水的现实中，流连于一只摆满起士蛋糕的架子，或是如本体研究般干瘪的南方女孩的身体。

上周日，秋风回转往复，恰是时日地受到了毛老师做客她家的邀请，让我这个怯生生的新弟子不免辗转于轻微的紧张中。这种情绪杂揉着无数被过度阐释的想象，裹着大众媒体的蛛丝马迹慢慢吞噬了等待做客前的几日。然而这所有的一切感情在某个瞬间突然松弛了下来——有一刻，我瞥见了老师客厅墙上贴着的《朱门巧妇》电影海报。伊丽莎白·泰勒彼时风韵正甚，侧卧于明黄色的背景之上，巧言观色，更工于心计。我告诉毛老师在我家的墙上贴着一张相同的海报，那是我从盗版DVD中找到的馈赠。

毛老师家的那张，无须说，定是纽约购置的上等货色，但恰是这牵强的映射构成的遥相呼应在我心里制造出了一种微微带些距离的亲密感。

老师相当慷慨地拿起桌上的《立春》想要送给我，并说昨日整理库存稀里糊涂地翻出三张同样的碟片。这一段让我不禁想起孙甘露在《上海流水》里描写的毛老师，那个听说诸友人对《孔雀》褒贬不一后便急急在饭局结束的当口冲进碟片店里扫荡的狂热份子。

我被美男作家孙甘露文章中的两段搞得尤为惆怅。一段与校园生活有关，而他笔下浅浅浮出水面的正是那所我所谙熟于心的师范大学。“溜达进校园。与上世纪80年代的热烈尖锐不同，现在的学生温文尔雅地出人意料……多年前，这个僻静的公园的入口处，与然变成一个闪着刺目灯光的小县城的中心。大约三十年前，那个浮动着植物的苦香，容纳着下午的慵懒、悠闲和无所事事的公园门前的街道，已然消失。”如果我接着作家的笔调由此发挥开来，那一定是再凄惨不过的了。年年都会发生的大修，修走的岂止是一段段回忆。不用说是三十年前的残存已然消灭殆尽，就连四年前我细心琢磨过、留恋过的公园也因为取消了常规的门票而变得人尽可夫起来。

另一段回忆于张暖忻有关。“1989年冬季的北京，那时候张暖忻搞得票，和李陀、王朔、扎西多冒着寒风，一起去看法国电影周放映的《甘泉玛农》……一晃，张暖忻去世也已十年。”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一位文艺工作者的逝去更能让我唏嘘不已的了。这让我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中文系七零八落的人满腔热情地搞了一场张暖忻电影讨论会。作为资历最浅的参加者，我记录下了关于审美纬度、电影话语、改革开放、阶级优越性的种种言论，当然这一切都建筑在张暖忻这位女导演的几部作品的基础上。那场讨论不算成功，却很温馨。尤其当夜幕降临，仿佛无人再会去关注艺术、关怀人生的时候，还有一群年轻的人在跳着形而上的舞蹈，足之蹈之抑或言之凿凿。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自豪地沉醉在自由的氛围中。这一年当然是2009年，距离孙甘露和张暖忻去看法国电影又过去了整整十年。

这一趟流水，淌得理直气壮，直接跳过了众多现实提供的可能性。我突然很想再引用一遍托尼·莫里森的话——“忘了它是我的。我的人生。我只是在街上跑来跑去，一心只希望我是别人。”这句话讲击碎所有阅读者最后的防御，它揭示了每一个人共同的弱点。我冷静地想了想，又想了想。

也许，只有当一些都漂浮成为文字的时候，个中滋味才会兴师动众地呈现开来。“坐下，提起笔”像是一柄悬在头顶的刀，时刻在督促我，肢解我的慵懒。今日路过学校影剧场，看见《风声》的放映预告，竟然头一次因为自己没有及时去看一部正在大热的国产影片而产生了自责的心情。